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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中职校长:对比中德,职教何难

2019-06-14

       歇班天,木歇(潍坊地区方言:没休息);参加了一个中德职教论坛。
       德国总理经济顾问、世界著名管理大师、隐形冠军之父赫尔曼.西蒙应邀到高新区给潍坊的企业家们作报告,活动承办方山东海事职业学院、山东默锐科技有限公司趁机邀请西蒙教授等专家办了个职业教育论坛,给潍坊职业院校的领导介绍一下德国职业教育。

        鸭子上架,领导们不愿意主持,安排我主持的。
        事后,有人恭维,说主持的不错,有一定水准。
        我却沉浸在西蒙教授的报告中,感受不到多少喜悦。

 

  • 德国教育体制,小学4年,小学后分流,进入培养目标不同的三类中学,大多数孩子要接收职业教育。

  • 德国的职业教育,实行双元制,五分之三的时间在企业学习(操作实训),五分之二的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课)。

  • 德国大学,分为综合性大学和应用技术大学,是同一个学历层次,综合性大学的学习内容以研究性课程为主,应用技术大学的课程则是以实践性课程为主,都可以继续读硕士和博士。

  • 德国各类教育互联互通,职业学校同样可以升学,大约有10%职校毕业生选择升学。

  • 德国的学生家长为什么会选择职业教育?  在德国,从事任何一个职业都同样受尊敬,职业学校毕业生收入不比大学毕业生收入低,正常情况,要远高于社科类专业大学毕业生。

  • 孩子选择职业教育还是精英教育,纯粹是个人天资和兴趣爱好,没有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原因。

  • 一个掏烟筒的工人收入有时候比市长高,受尊重程度不比市长低,掏烟筒也很好。

  • 在德国,找不到工作的往往是高学历者,有些博士找不到自己合适的工作,就很快乐的开出租。

  • 德国的职业教育,企业的责任更重,学生大部分时间在企业,企业要提供实习岗位,提供指导师傅,提供基本工资和生活便利。

  • 学生并不都在实习企业就业,企业之所以乐意承担职业教育的责任,一是法律法规的规定义务,手工业协会、工商业协会就是所有企业的顶头上司;二是也有收益,人力资源的收益和学生劳动成果的收益,学生人力资源成本远低于工人。

 

       谈到学习和借鉴双元制的问题,西蒙教授说西班牙曾经引进过德国双元制,最后因为遭到企业的抵制,不了了之。
       谈到职业教育的社会背景,西蒙教授举了韩国的例子,说学而优则仕,韩国80%的学生读大学,经济社会发展不需要80%的人读大学(其实,这一点,中国的例子最鲜活,这里面,是不是有德国人的狡猾?)。

 

       回味西蒙教授的报告,反思我们的职业教育,感觉困难重重,短期难解,前路艰险。


       一是“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和现实现象影响着人们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只要人们不是心甘情愿、出自兴趣爱好意愿兴高采烈的读职业学校,而是由于学习成绩、家庭经济原因无可奈何的来职业学校,职业教育就很难有非常光明的前景。

 

       二是政府角色不到位责任不落实的问题。西蒙教授说韩国的事情有些意思,产业发展不需要80%的大学毕业生。有些教育大伽说过,教育应该抛弃功利性。说的极是,非常应该,但不现实。耶鲁大学这样说,可能也是这样做的。但对一般老百姓、一般学校甚至国家,上大学、办大学都有明确的目的,或者说功利性在里面。老百姓读大学,就是为了有个好工作,收入高,受尊重,很少有人为了纯粹的提高素质买单;学校办大学,就是希望高水平、高质量,得到社会认可,更多学生来读;政府办教育,主要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智力支持,特别是人力资源的支持。这里面,政府的角色很关键,政府自身的目的实现靠政府,老百姓、学校的目的要实现,政府也是关键。

       保持各类教育合适的比例,是发展的要求,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一直提职普相当,有些地方也说实现了大体相当,到县市看看,普通高中四五所,职业学校孤独一枝,师资、校舍、校园显失均衡,骗鬼呢。
       当然,对于有些专家探讨大体相当是否合理的问题,我也支持。对德国来说,更多学生读职业教育,很好,德国制造、工业4.0需要更多的一线操作人员;对美国来说,高科技引导全球,做世界领导者,需要更多的高科技人才和政治家,需要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办好高水平的大学,也对。应该区别对待,因地制宜,但对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来说,总觉得应该有个合理的比例,然后按照这个比例来布局教育发展,而不是顺应老百姓所谓的教育需求,一味地办高中,办大学。

       中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教育质量为人诟病,原因很多,但结构不合理也是原因。因为教育结构不合理,导致很多孩子没有接受适合自己的教育。一位小学同学现在在某高校做教授,几年前曾经向我抱怨:“现在的学生实在没法教,一些很基础的高中知识都没掌握”。我调侃他说:“都一样,你这样的都当教授了…..。”当然,这玩笑开得有点过。但确实并不是所有孩子都适合读高中,读大学。

这个问题,只能由政府来解决,通过合理布局设置学校,合理调控各类教育规模来解决。

 

        三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积极性不高。德国职业教育,企业是主体,当然,这里面,有法律法规的问题,有企业担当社会责任的问题。在中国,我们大力提倡校企合作,但企业如果找不到合作的利益点,恐怕就没有合作的积极性。恕我直言,我没为企业找到足够的校企合作的理由。双元制在西班牙没有成功,在其他国家也很难。

 

        四是中国现行职业教育本身难以满足受教育者的期待。在社会、家长的歧视鄙视下,在职业学校现有的师资、设施条件下,在因缺失企业参与而与产业脱节的情况下,如何把无可奈何进入职业学校的孩子培养好,是个大难题。

 

       在困难面前,有些职业教育工作者感到惆怅、迷茫,苦闷、无助,失去了信心,没有了耐心,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悲观情绪蔓延,也影响着职业教育跟上时代的步伐。 困难现实存在,个人力量微弱,但总有些力量,力所能及,尽力而为,蚍蜉无法撼树,可以清理树下腐叶。做点自己能做的事情,教好一个、几个孩子,让他们学有所成,学有所长,做个好人,做个自食其力的人,不给父母添乱,不给社会添乱,做到这点,就很好。

 

 

 

赫尔曼·西蒙和隐形冠军

 
 
 

 

“中国或许是世界工厂,但德国是世界工厂的制造者。”德国管理学大师赫尔曼·西蒙这样评价两国的特点。

“隐形冠军”企业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在国际上某一领域位于前三位;二是销售收入少于40亿美元,在我研究的“隐形冠军”企业里,3亿美元是平均值;三是不为大众所熟知,但在各自所在的细分市场中有强大的影响力。

赫尔曼·西蒙在发表《隐形冠军》十五年之后,对“隐形冠军”企业在进入全球化时代呈现出的一些新特点进行了梳理,比如国际化程度更高、创新能力更强、低端低价市场的角逐、中德“隐形冠军”的竞争等。赫尔曼·西蒙看到很多中国中小企业抛弃已有优势的制造业领域,转入短期暴利的房地产领域,他对这种短视行为非常痛心。中国不需要那么多房地产企业,而是需要更多的“隐形冠军”企业,避免制造业“空心化”。

世界各地已经确定了2,734个隐形冠军,而在这个占世界人口约1%的德国有1,307个。(美国是366家,日本是220家,法国100个,中国6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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